□ 章梅芳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与文明研究中心
■ 吴 慧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你在上次对谈的末尾留了个引子，说是从%26ldquo;西医遇上中医%26rdquo;的角度出发，或许会对中西医争论问题产生别样的分析。这是个十分有趣的角度，因为在参与讨论的人当中鲜有采取逆向思维的，所以我们不妨从这个逆向的角度再谈谈中西医问题。
回想甲午海战之前，西医进入中国是步步为营、小心翼翼的。它也曾遭遇强大的中医传统与民间医疗文化的排斥，但这种排斥不同于19世纪末之后的情形，它更类似于两种文化碰撞时产生的条件反射，中西医在国人心中的位置显然是前者更为重要。但是，西医究竟是如何走过这段历程，采取怎样的策略，最终成功地获得了优越地位，并使得中国人开始怀疑中医存在的合理性的呢？或许，深入到历史深处，我们能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窥探西医进入中国的策略之一二，以期逐渐消除西医优越论的迷思。
■在我想来，近代西方医学的入传，就像历史上曾经的西方医术所经历的过程一样，传来有效就用，只不过会碰到一些新的障碍。比如打针，从清人的笔记中看，时人对西医针筒的理解就如同中医的金针一样。《浪迹丛谈》里面有一则记载讲到了当时的天主教堂中有教友生病时，不用平常的治疗手法，一定是其教中人来施以针灸，作者特为记了一笔%26ldquo;妇女亦裸体受治%26rdquo;。由此来看，所谓的针灸，指的就是西医的注射治疗。在屁股上扎针，一定会在礼教风化面前碰到阻碍，这可能就是西医行于中国所碰到的难题。但此外大多表现出的是中医和西方医术共同相处的局面。
但从你所说的来看，近代西医入传，其间经历了不少坎坷，这倒是我没有关注过的。
□你说的那段记载我没看过，不过我想其中提及的%26ldquo;针灸%26rdquo;应是用中国人熟悉的医学词汇来表达西医的这一临床治疗方法，西医的注射治疗和中医的针灸显然不是一回事。
西医入传，坎坷肯定是有的。你提到教堂，使我想到近代传教医学的种种故事，这其中清末教案便可为一例。当时，社会谣言四起，包括采生折割、诬传教士刨挖坟茔、教堂紧闭疑云等，都或多或少与传教医学的生疏治疗方式有关。其中，关于%26ldquo;采生折割%26rdquo;的谣言最为盛行，它的原意大约是指%26ldquo;捕杀生人，折割其肢体，取五官脏腑等用以合药敛财或祭拜鬼魂的罪恶行为%26rdquo;。可想而知，这么个单是听起来就让人毛骨悚然、恶心翻胃的词，一旦与传教医学的教堂治疗空间和西医的解剖治疗方式联系在一起，会产生怎样的社会效应？在这种形势下，还能有多少人放心地将自己的亲人送进那紧闭的教堂，接受基督教的身体治疗呢？
《再造%26ldquo;病人%26rdquo;》一书曾对这段历史作过专门研究，认为%26ldquo;采生折割%26rdquo;谣言的传布是中国士绅、官府及民众有意无意合谋的结果。我很同意这一观点，但我更感爱好的是这一谣言背后的%26ldquo;话语%26rdquo;建构机制及其与中医传统的潜在关系。究竟，这直接关乎身体的健康与完整，涉及身体治疗的环境与方式，更触及到对身体的传统定义与伦理规训。
■紫河车、指甲、人中黄等等都是清人司空见惯的取自于人体的中药材料，将生物体合药或者作为献祭的牺牲也是清人生活中的内容，以这样熟稔的内容来解释解剖学或者说西医的手术治疗，对于受体，一定是恐怖之极的。士绅、官府及民众有意无意的合谋，也许主要的原因是出于惧怕，对生疏人的惧怕，对生疏文化的惧怕，以及出于惧怕的想象。
%26ldquo;采生折割%26rdquo;倒让我想到了奠定人体解剖学基础的维萨留斯，当初是偷偷从绞刑架下搞来解剖用的尸体，制作人体标本。19世纪的时候，还有通过谋杀获得新鲜的尸体出卖给解剖学家的案件，这似乎才比较接近%26ldquo;采生折割%26rdquo;。从中世纪基督教认为解剖人体是对上帝的亵渎到19世纪定立解剖学法规的过程，足以说明人体解剖学的产生本身是冲击伦理教化、回环曲折的。至于西医，比如教堂手术如何才能克服文化传播带给它的附加内容，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反观历史上曾经入传的那些西方医术，比如印度的金针拔障、揩齿、咒禁，汉文化对它们的感情色彩大多是正面的，唐代还在太医署里面设立了咒禁科，不过它们并没有占据医疗的主导地位，这是与近代西医入传有区别的。当然今天我们仍然可以选择看中医或者西医，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看西医时，我们通常以医院的好坏为最先选择，选择中医时，则指名道姓地找某位医生。
□你说现代人看西医往往以医院的好坏作为选择标准，我觉得这恰恰说明了现代人对西医治疗空间的熟悉和接受。在古代，中国人往往习惯于在家庭空间内接受医生看病开方，并且有亲人始终陪护左右。教会医学要消除中国人%26ldquo;采生折割%26rdquo;的惧怕想象，必须采取一定的策略，这其中就包括治疗行为的公开化，以缓释中国人对生疏空间的惧怕。话说回来，这些是西医试图进入中国传统医疗文化的具体策略；宏观一点来看，西方教会医学对自己的定位在于给中国人%26ldquo;治病%26rdquo;，治疗%26ldquo;身体%26rdquo;上的病和%26ldquo;灵魂%26rdquo;上的病。假如说，中国民众建构和传播%26ldquo;采生折割%26rdquo;这一非凡%26ldquo;话语%26rdquo;是为对传统中国身体观念的捍卫；教会医学%26ldquo;治病%26rdquo;话语则隐含了对中国人身体和灵魂处于%26ldquo;疾病%26rdquo;状态的建构和塑造。你知道，再晚一些时候，%26ldquo;东亚病夫%26rdquo;的说法便公开在各种话语空间中频频出现，它同样是西医和西方文化采取的一种隐喻策略，暗示着中国人的疾病和软弱。这个时候，身体就是政治。霍元甲民族英雄的身份，恰恰源自于他用身体和武术证实了中国人是强大而不可欺辱的。这种%26ldquo;强大而不可欺辱%26rdquo;既是指身体，更是指整个民族。
然而，如同我在上一次对谈中提到的，20世纪初西方先进的军事武器与科学技术所展示的高度优越性，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军事与政治失败，导致了民族心理的巨大变化。民族救亡而不再是自信的心态占据了思想界的主流，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决心引入德、赛二位先生。而被认为是以赛先生为靠山的西医，此时已不用再如早期那般费心费力地去采取种种麻烦的策略了。就连鲁迅先生都说过：%26ldquo;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已发明，就是%26lsquo;科学%26rsquo;一味%26rdquo;。%26ldquo;身体%26rdquo;、%26ldquo;疾病%26rdquo;、%26ldquo;医学%26rdquo;和%26ldquo;政治%26rdquo;、%26ldquo;民族%26rdquo;、%26ldquo;国家%26rdquo;，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话语空间下，就这么关联在了一起，西医进入中国医疗文化的道路也逐渐宽广了起来。
■由此看来所隐含的问题是，突如其来的西医治疗方法怎样才能被另一种医疗体系接受，两种医学根基不同并且后面的那种医学理论早已深入人心。在这些案例中反映出来的是，对加在医学之上的文化附加值的态度，往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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