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微生物分子生态学与生态基因组学”实验室负责人赵立平教授，最近与一家跨国食品企业谈深入合作之事。这家企业拥有实力雄厚的风险投资基金，他们对实验室的“个体健康指标”研究很感兴趣，希望将此转化为一个商业概念。
“跨国企业一旦认准了你，就会把你‘盯’得紧紧的。”赵立平说。交大这个实验室开展肠道菌群变化与疾病关系方面研究，建立起国际一流的分子分析技术平台。实验室一方面开展基础研究，一方面也希望与保健品、药品等企业进行产学研合作，因为该技术可用于精准分析产品效果、控制质量。
然而，迄今为止，与实验室合作的都是跨国企业，没有一家国内企业。在寻找合作伙伴时，实验室遇到了“两张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笑脸：合作升级 双方共赢
在实验室，记者与赵教授对坐而谈，言及“两张脸”，他不由感叹。
“那次，我出席沪上一个生物技术研讨会并作报告。休会时，一家跨国食品企业在沪研发中心的专家找到了我，邀请我去他们的研发中心参观作报告。”
去参观前，外企人士呈上一纸“保密协议”。双方承诺，在参观和交流中，如果一方向另一方透露了业务“秘密”，但最终双方未进行合作，那么另一方在两年内，不得将这一“秘密”据为己有，进行商业运作或传给他人。
参观交流后，实验室与该企业又经过三四个月的探讨，合作内容、知识产权归属等问题一一明确，最后签约。
这家跨国企业在全球拥有几十个研发中心，研究实力雄厚，为何要花那么大力气，与交大实验室谈合作？企业的理由是，交大实验室的技术平台国际一流，且有独特性；食品特别是保健品，要进入一个国家和地区，如能与本地研发机构合作，将助推产品开发，使产品更适应当地消费者需求。
合作不断升级，双方获得共赢。起初，实验室帮助企业做产品质量检测和评价；之后，在企业资助下，实验室做了动物模型，分析肠道菌群与代谢营养的关系，技术的核心知识产权归实验室所有；再后来，企业加盟培养高层次人才，实验室博士生到企业研发总部学习，校企双导师带教……
目前，实验室在做人体代谢指标、菌群指标研究。该外企又一次敏锐地感觉到，这一研究成果出来后，将有助于形成个性化营养配方市场，于是有关人士再次飞到上海，与赵教授商谈。
冷脸：缺乏动力 合作“泡汤”
赵教授告诉记者，这几年来，实验室也想与国内企业合作，但都没有成功。
印象深的是两家：一家是民营保健品企业，打听到实验室的研究内容，就请他去公司介绍情况。他讲了很多，还留下一叠材料。当时，企业有关人士显得很兴奋，许诺“我们准备投给你800万元研究经费，等我们企业上市后，投给你2000万元。”
然而，令人有些不解的是，随后却音信全无。赵教授找过他们几回，都说“还要考虑考虑”。最后，他们告之：“我们很忙，没时间接待你，以后不要来找我们了。”赵教授很纳闷。过了不久，听业内人士说，这家企业拿着赵教授提供的技术材料，已经自己组织人马在搞研究。“真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还有一家是国内大型制药公司。初步交流时，企业对实验室的技术也表示有兴趣。后来，隔了一段时间，公司打电话到实验室：“合作可以，给你们5000元，能不能把产品研究项目做下来？”当时，实验室正与一家跨国企业合作，同样的研究项目，对方在精细核算成本后，投入50万元。“投入5000元，让人感觉真是啼笑皆非。”
赵教授感到费解，为什么有的国内企业在研发方面这么不舍得投入？“我与有关企业界人士交流，人家这么告诉我：企业是宁愿把大把的钱投在广告上，没什么风险；如果花在研发机构上，万一达不到预期效果，就会遭人指责。”而且，还有的企业认为，既然现有产品可以打入市场，为何还要继续花钱研发？至于产品能占领国内市场多久，能否进军国际市场，还没想那么远。
“两张脸”的背后
与国内企业合作为啥“不顺”？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勤之看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观念。“我们国内许多企业的体制是转变了。但大锅饭吃惯了，潜意识总是在影响着人，凑合、差不多就行了的思维，非常要命。”
“从车间走出来”的院士周勤之，从1950年起就在上海机床厂工作，2004年又到东华大学担任教授。从企业到大学，他对国内目前产学研联合的现状有些担忧：“对我们搞技术科学的人来说，有了成果但没有转化，那就是零。而目前的状况是，每100个科技成果中，能成功转化10个就不错了，这样巨大的浪费让我痛心。”
上海科技发展中心曾就上海产学研合作的瓶颈问题进行调研。结果显示，最主要的瓶颈是，企业作为科技创新和产学研合作主体地位还不突出。不少企业对通过技术进步和创新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缺乏危机感和紧迫感。
经费不到位是产学研合作的又一大障碍。有些企业研究开发经费占销售额的比例不到1％。而在发达国家，企业研究经费在全社会科研经费中，所占比例高达60％-70％，跨国公司的研发费占年度总销售额的比例大多在5％以上。
产业竞争性情报体系尚未建立。不少企业拿不出与国际同行业相对应的“对表”指标，只能笼统说本行业或本企业与国际先进水平有很大差距，讲不出具体差距在哪里，如何赶超。产学研合作没有明确的主攻方向。
周勤之说：“我们国家已经成为生产技术大国，但还不是强国。如今，我们国家的技术人员数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但效率不知道要向后推多少位。我们说要建立创新型国家，可许多最核心技术却在国外，自己的创新也不能转化，打不通产学研瓶颈，何谈迎头赶上？”
正因如此，国家部署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第一部分就强调要建立以企业为核心、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系。
然而，“‘产学研’的概念并不是第一天提出，但真正做到却很难。”上海于上世纪80年代就对产学研合作进行探索，其雏形是“星期日工程师”。到上世纪90年代，产学研联合就成为政府长期推动的工作。十几年的发展，尽管合作模式不断升级，从以往的技术转让、联合攻关，发展为共建研发机构、共建人才培养基地、共建技术研发基金等，但还是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
赵教授遇到的就是其中之一。周勤之也有过相似的经历：一次和一家企业合作，最后竟成了“无偿援助”，“套”走了技术，下文也就没有了。
问题也不只出在企业身上。周勤之说：一个研究者发明了可与国际最先进水平媲美的打印机墨水，几家企业都想和他合作，可他一开口就是几百万元，一个子儿都不能少。结果到现在快十年了还没有实现，可惜啊。
“我们的一些研究者有些过于理想化。其实，从创新成果到最终形成产品，中间至少还有三四个环节，投入的经费甚至比研发高十倍，还很有可能失败。而有些研究者对此根本没想过。这也就是为什么提出产学研结合10多年，而像王选这样成功的例子还不多的原因。”
何日“新花一万枝”
业生于创新，而衰于循旧。
尤其是当我们走上“华山险路”之时，创新更加迫切。
“我们的企业应该明白，核心技术最终只能靠企业和大学、研究机构的共同努力，才能获得。”周勤之说。
产学研联合，如何实现？在上海市科协召开的自主创新专家座谈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市能源研究会理事长翁史烈说：“需有特殊的政策来支撑它，要有强有力的政策加以引导。”
今年5月，上海市委市政府精心酝酿的上海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36条配套政策开始实施。作为上海建立“创新型城市”的主战略，加大对产学研联合、消化吸收和集群创新的支撑，新政一撩面纱，即好评如潮。
周勤之说：“拓展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提倡技术中介商、科技中介人的概念，这些都非常有必要，它能更好地为企业与研究机构牵线搭桥。虽然现在很多人不习惯，但这是大势所趋。”
翁史烈说：产学研的重要不言而喻，但没有人专门作过深入细致的研究。“我想，如果能由国家科委、企业代表等组成一个小组，对全国的产学研现状作一次全面调查，搞一个完整的评价出来，这对全国的产学研合作都大有好处。”
其次，要有严格的监督和检查，看效果到底怎么样。此外，产学研结合要有项目，要结合重大的工程，要有资金的支撑，还要有三方共同的目标，所有这些因素缺一不可，否则即使搭起一个合作平台也是空的。
自主创新专家座谈会上，中科院院士沈文庆说：应该形成这样一种制度：企业及时把难题向大学和研究机构提出；大学、研究机构也要改变观念，深入到企业，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知识支撑。坚持若干年，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台阶，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就会有更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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